信息量太大!周小川、樓繼偉重磅發聲

信息量太大!周小川、樓繼偉重磅發聲

(原標題:信息量太大!周小川、樓繼偉重磅發聲:全球貨幣政策溢出,中國已到研究貨幣政策退出時…)

11月13日,在“11屆財新峯會:重建全球信任”上,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等大咖悉數出席,就全球經濟如何復甦,中國又將如何應對等話題發表自己的看法。

周小川:全球迫需完善多邊機制

周小川表示,各國自G20峯會成立後,做了一些完善多邊機制的行動。在經濟和財經方面,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在央行協調方面,有國際清算銀行(BIS),反洗錢方面有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在貿易方面,有世界貿易組織(WTO)。在開放性機構方面,有區域性開發銀行。此外聯合國也有一些機構,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作用,但都顯得不充分,和大家的期望有差距。

圖/財新記者 杜廣磊

“這些機構涉及到不同的專業,但是涉及到全球協調、特別是應對危機的一個重要內容,如何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同時改進監管、促進公平競爭,同時要動員有效的資源,特別是財力資源來應對危機,對危機特別是有損害之處要有所救助,在這方面能力應該說是十分不足的。”周小川說。

周小川指出,全球化進展帶來了一些不可忽視的變化,這些變化需要給予高度重視,其中最主要的變化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到目前爲止,全球通貨膨脹已經非常趨同,美國的貨幣政策反覆強調溢出作用,這個溢出作用很明顯,會導致資本異常流動等。如果從技術上來看,財政貨幣政策傳導也出現了問題,它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沒有一種合理的協調共識,同時把溢出的負面效應能夠控制到有限的範圍。

周小川認爲,我們應主張通過問題導向去求解,從易到難去尋找共識,這方面首先要做研究工作,要大膽探索,有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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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幣政策方面,首先要考慮到貨幣政策溢出的影響,必須對儲備貨幣的結構有所考慮。對於異常資本流動,需要想辦法建立一些初步機制,來加以協調,特別要建立一種全球性機制,可以協調流動性安排,同時也可以考慮創造流動性來解決全球性問題。

在財政政策方面,要解決數字稅的問題。數字稅目前處於僵局,特別是法國和美國之間。其中一個原因在於數字經濟發展出現了巨大難度,它有很多是非常不好界定的。另一個原因就是這些機構應該交稅,但因爲有稅收收入的競爭機制,機構究竟交稅給誰這也是一個問題。應該設想有一種多邊性的職能機構在中間起到作用,這樣就能明顯減少爭議。

此外,周小川還提出,多邊主義還要改善關於碳中和的問題,各個國家應領走自己的任務,在自己國家內作出重大努力以實現碳中和。

樓繼偉:中國現在應研究貨幣政策有序退出

全球經濟復甦面臨多方挑戰,而我國又將如何應對當前的國內外形勢?對此,樓繼偉表示,下一步我國財政和貨幣政策會繼續擴張。

圖/財新記者 杜廣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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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繼偉指出,目前全球經濟貿易面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主要反映在四個方面:第一,新冠疫情的蔓延反覆,可能需要到明年底之後,全球才能控制住疫情;第二,逆全球化潮流和貿易摩擦沒有停止之勢,對全球經濟貿易造成下行壓力;第三,民粹主義潮流在全球蔓延,在一些國家已經不同程度的政治化了;第四,債務週期和經濟週期錯位,以往債務週期的積累,危機、衰退復甦對應着繁榮、衰退、停頓、復甦。

樓繼偉表示,接下來,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會繼續擴張,比較艱難的是債務率高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空間在縮小,擴張的力度要把握好,要更多的用於保民生保中小企業,還要防止企業和居民槓桿率擡高太多。金融業務要繼續降槓桿,今年可以看到宏觀槓桿率在上升是沒有辦法。“因此,重要的是需要降下來的還要降,特別是金融業務自身的加槓桿要降目前全球債務週期和經濟週期錯位,債務的積累經濟遠談不上覆蘇,資產價格卻在高位。” 樓繼偉說。

此外,談到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退坡時,樓繼偉表示,從全球看,中國最先控制住疫情,經濟復甦也走在前列。中國已經到了研究寬鬆貨幣政策有序退出的時候。樓繼偉強調,只說是到了研究貨幣政策有序退出的時候,並不是說現在馬上退。

目前全球債務週期和經濟週期錯位,債務在積累,經濟遠談不上覆蘇,資產價格卻在高位。一旦經濟復甦,過多的流動性需要收回,也有債務破滅的風險。因此退出的節奏一定要掌握好,不能讓經濟復甦對應債務危機。

劉世錦:新基建不適合作爲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

“新基建”成爲了今年投資領域的熱門詞彙,在不斷髮力提速的背景下,政府應如何考慮對新基建的施策?對此,劉世錦提出,新基建不適合作爲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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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財新記者 杜廣磊

劉世錦指出,新基建與傳統基建有三點區別。在性質上,傳統基建基本是由政府直接主導運營的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而新基建是具有平臺經濟特性的技術或產品,一般由企業投資運營,可通俗理解爲企業的商品。在投資回報上,與政府此前投資的運營效益不佳的項目相比,新基建的“彈性容忍度”更低,因而也不適合由政府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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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新基建本質上屬於一種由新技術支撐的一種新的產品。這些產品很多還不成熟,正處在成長期,它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更適合風險投資。

劉世錦認爲,當前政府應把市場秩序建設好,開放一些公共部門的信息,保護信息中間的隱私。還要重視數字技術基礎研究的短板。“比如像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的平臺,基本上都是國外那些大公司的。國內現在也在發展,但是還是比較少。”劉世錦說。